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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建德读《袁同礼年谱长(chang)编》｜“为学(xue)术的真诚”,中国(guo),奇迹,韦棣

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旧影

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正门

固然，考(kao)察(cha)宪政五(wu)大臣之1、两江总督端方起首创建大众图书馆并请缪荃孙（1844-1919）筹建江南图书馆、出(chu)任总办，功(gong)莫大焉(yan)。缪荃孙稍后又于1909年创办国(guo)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并任正监视，但是真正为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奠定其国(guo)内(nei)至尊地位的馆长(chang)还是接受了现代新式教育和图书馆学(xue)专业训练的袁同礼。钱存(cun)训称“在现代中国(guo)图书馆奇迹发展的历程中，袁同礼（守(shou)和）先生是一位有口皆碑、众望所归(gui)的领袖人物”（钱存(cun)训著《器械(xie)文化交换论丛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页237），这是适当的评价(jia)。2010年国(guo)家图书馆召(zhao)开“袁同礼纪念座(zuo)谈会”，同时出(chu)版了《袁同礼文集》《袁同礼著书目汇编》和《袁同礼纪念文集》（收有李文洁《袁同礼年谱简编（1895-1949）》）。袁同礼从1949年年初赴美直至1965年病逝，无法与国(guo)内(nei)保持正常接洽，但是他没(mei)有但没(mei)有中断图书馆的工作，还在文献目录学(xue)上做出(chu)使(shi)人佩服的巨大孝敬。现在与袁同礼相干的论文已(yi)很多，但是学(xue)界迫切进展更(geng)周全地了解这位现代图书馆奇迹的奠基者。雷强撰写(xie)的《袁同礼年谱长(chang)编》首次披露了袁家珍藏的大批书信，利用了众多海外档案，所编录的事项基本完整反映了袁同礼的生平古迹。它(ta)涉及中国(guo)现代图书馆学(xue)以及文物考(kao)古、欧美汉学(xue)等多个领域，必将遭到广(guang)泛的关注。

（一）

中国(guo)现代的图书馆奇迹是在国(guo)际交往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。晚清爽政后期(qi)，现代意义上的大众图书馆以西(xi)学(xue)东渐的潮流为助力，正在中国(guo)悄悄出(chu)现。美国(guo)女传教士韦棣华（Mary E. Wood，1861-1931）1899年来华，没(mei)有久就投(tou)身中国(guo)现代化转型期(qi)的文教奇迹，她先在武(wu)昌(chang)昙华林(lin)文华学(xue)检阅校对览(lan)室底子(zi)上扩建馆舍，1910年创设向社(she)会开放的文华公书林(lin)（Boone Library），编目采用《杜威十进分类法》，这是中国(guo)第一家大众图书馆。1921年她又创办武(wu)昌(chang)文华图书馆学(xue)专迷信校（Boone Library School，院系调整时并入武(wu)汉大学(xue)），使(shi)之成为我国(guo)现代图书馆奇迹的重镇，哈佛(fo)燕京学(xue)社(she)图书馆首任馆长(chang)裘开明就是该校毕业生，而以韦棣华定名的基金会至今仍通过(guo)中国(guo)图书馆学(xue)会向图书馆学(xue)情报学(xue)专业的学(xue)生供(gong)应奖学(xue)金。恰是由于包括韦棣华在内(nei)的一些美国(guo)友人的请愿，美国(guo)政府(fu)将庚子(zi)赔款(kuan)余款(kuan)退还中国(guo)（赔款(kuan)部(bu)分已(yi)退还，用于设立(li)游美肄业馆，即清华大学(xue)的前身）。1924年9月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（简称中基会）在北京建立(li)，担(dan)任管理并支配美国(guo)退还的部(bu)分庚子(zi)赔款(kuan)。中基会惠(hui)及面很广(guang)，最使(shi)人瞩目标一个项目是扩大北京图书馆，这一决定也(ye)在苦于派系斗争的教育界引(yin)发了一些没(mei)有很使(shi)人愉快的谈吐（详见鲁迅《杂(za)论管闲事·做学(xue)问·灰色等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3卷，人民文学(xue)出(chu)版社(she)，2005年，页197-209；此文作于1926年1月3日）。民国(guo)年间(jian)中国(guo)的文教奇迹得益于中基会甚多，可惜迄今为止中国(guo)大陆学(xue)界似未有专著问世（中基会在二十世纪四五(wu)十年月之交迁台，但董事会年会常在美国(guo)召(zhao)开。胡(hu)适多年参与中基会的工作，曾任董事长(chang)）。

韦棣华密斯

1925年6月，中基会召(zhao)开第一次董事会

1931年6月25日，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进行新厦（即现在的文津街国(guo)家图书馆古籍馆）完工典礼，预会人士对未来充满期(qi)待。来宾(bin)纷(fen)纷(fen)在馆前大院新立(li)的石碑前驻足，碑上雕刻了蔡元培所撰《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记》（钱玄同书写(xie)），叙述该馆缘起和沿革。这栋巨厦附设发电机房，规(gui)模当时在亚洲(zhou)列国(guo)的图书馆中居(ju)于第一，从计(ji)划(hua)到建筑，资金全部(bu)来自中基会。蔡元培以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馆长(chang)的身份在盛典上报告创办经过(guo)，继而由蒋梦(meng)麟等人代表各(ge)界致辞、演说，末了致答词的是担(dan)任日常馆务的副馆长(chang)袁同礼。此时袁同礼年仅三十六岁，已(yi)在全国(guo)的图书馆界确立(li)了卓越的荣誉。支出(chu)《袁同礼文集》的第一篇文章《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之使(shi)命(ming)》就是他在那次完工典礼上的致辞。他说，民智之通塞，与其图书馆奇迹之盛衰相为表里；平馆新厦完工，“其志在成为中国(guo)文化之宝库，作中外学(xue)术之重镇，使(shi)受学(xue)之士，观赏有所，以一洗往日艰閟之风(feng)”。“艰閟之风(feng)”四个字，是对传统私家藏书楼的婉转批评。平馆是国(guo)际合作的结晶，它(ta)将致力于国(guo)际交换：“中外大通，学(xue)术界亦没(mei)有闭关自守(shou)，……吾人深愿以此通中外图书之邮，为文化交通之介。”（国(guo)家图书馆编《袁同礼文集》，国(guo)家图书馆出(chu)版社(she)，2010年，第3页）这部(bu)《年谱》中收有数以百(bai)计(ji)的袁同礼与国(guo)际同行尤其是美国(guo)图书馆界以及几(ji)个著名基金会人士的英文来往函件，它(ta)们都是他在尽力“通中外图书之邮”的见证。袁同礼的这种能力是以往京师图书馆馆长(chang)缪荃孙、江瀚等学(xue)界耆宿所没(mei)有具备的。

1931年9月2日，袁同礼以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执行馆长(chang)身份向美国(guo)国(guo)会图书馆馆长(chang)赫伯特·普特南（Herbert Putnam）补寄新馆舍开馆仪式之英文请帖

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开馆仪式之英文请帖（一）

国(guo)立(li)北平图书馆新馆舍开馆仪式之英文请帖（二）

平馆新楼完工前一个多月，蔡元培撰《韦棣华来华办事三十年龄念》一文，特意指出(chu)新型的图书馆应以供(gong)应大众办事为目标：

我国(guo)人本性，最喜聚书，自汉之“天禄”，隋之“观文”，直至清之所谓“四库”，以帝王之力，广(guang)搜(sou)秘笈，起首提倡，士大夫闻风(feng)兴起，……明清之际，尤为明显(xian)。……惟(wei)此等藏书，皆为贵(gui)族所专有，仅绝少数人始得阅读。又管理之法没(mei)有良，而激进之力无限，卒之或付劫(jie)灰，或致流散，深为可惜。

至于为平民谋便利而设图书馆，则最近数十年学(xue)制(zhi)革新以后始有之。而韦密斯之创办公书林(lin)，适当当时。以多量之热心，作相当之助力，购置中外书籍，部(bu)居(ju)分别(bie)，辉煌光耀秩然，招引(yin)观众，予以阅读便利及勉励其兴趣。又以图书馆为专门之学(xue)，设科讲习(xi)，远(yuan)道之来请益者日众。此其裨补学(xue)界，有潜滋暗助之功(gong)，正吾人所当感谢者。（高平叔撰著《蔡元培年谱长(chang)编》第3卷，人民教育出(chu)版社(she)，1998年，页523；韦棣华当时是图书馆界的表率，为纪念她来华三十周年，袁同礼与任鸿(hong)隽、周诒春于1930年4月22日配合发起募捐，见《年谱》）

显(xian)然，平馆应当以更(geng)大的规(gui)模、在更(geng)高的层次上“裨补学(xue)界”。平馆英文名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，由于有中基会资金保障(zhang)，图书馆界对它(ta)寄予厚望也(ye)是势所必然的。南京百(bai)姓政府(fu)建立(li)后筹设中央图书馆（由蒋复璁任馆长(chang)），抗战复员后有几(ji)年经费稍多于平馆，但是北平在文化上的地位非南京可比，平馆又承(cheng)继了京师图书馆的馆藏，在国(guo)内(nei)压倒一切的地位无可置疑。

（二）

平馆既然以中基会为后援，自然与美国(guo)图书馆界的接洽也(ye)特别(bie)精密。五(wu)四活动前后，由于韦棣华的资助与推荐，或受她的影响，我国(guo)有志于图书馆奇迹的青年才俊如沈祖荣（1883-1977）、戴志骞（1888-1963）和洪有丰（1892-1963）都是去美国(guo)留学(xue)，袁同礼也(ye)是这些人中的一员。北大预科毕业后，他应清华教务主任王文显(xian)之邀(yao)任清华英文兼(jian)图书助理，一度(du)代理清华图书馆馆务，1920年赴美留学(xue)。

1920年，赴美留学(xue)前的袁同礼先生

袁同礼是新文化活动的参与者，五(wu)四一代的精英。他编《清华周刊(kan)》，参与创立(li)少年中国(guo)粹会，曾邀(yao)请归(gui)国(guo)没(mei)有久的胡(hu)适参加清华学(xue)校文言文学(xue)研究会的流动，又在学(xue)校图书馆代售(shou)《新潮》杂(za)志和中国(guo)迷信社(she)编纂的《迷信通论》。他交友种种人物，倾听种种声音。1918年7月30日，上海圣约翰大学(xue)毕业后到清华当英文教员的孟(meng)宪承(cheng)在信上表显(xian)露担(dan)忧：“《新青年》在南方销路颇好(hao)，将来在文学(xue)中必成一绝大权势无疑。惟(wei)数先生骂人皆极爽快，没(mei)有肯容纳丝毫异己者之思想意见，以视西(xi)洋大学(xue)者之风(feng)度(du)，似尚没(mei)有逮耳(er)。”五(wu)四学(xue)潮过(guo)后，傅斯年很快意识到必需厚积实(shi)力。他经考(kao)试获山(shan)东官费留学(xue)资格，即将赴英，这些文字出(chu)自他1919年8月26日致袁同礼的信函：

自从五(wu)四活动以后，中国(guo)的新效果大见发露，顿使(shi)人勇(yong)气十倍。没(mei)有过(guo)看看过(guo)去的各(ge)般效果，都是结个没(mei)有熟的果子(zi)，便落了。所以我所盼愿的，还是思想界厚蓄(xu)实(shi)力，没(mei)有轻(qing)发泄。清华学(xue)生的sociability[按(an)：好(hao)外交、合群，下文方括弧内(nei)均为笔者按(an)语]着实(shi)是改造中国(guo)的一种好(hao)原素，若再往精深透彻上做上几(ji)步便可为学(xue)界之冠。你是清华的人员，又曾是大学(xue)[北大]的学(xue)生。若把大学(xue)的精力输进清华，大概“青出(chu)于蓝而青于蓝”了。——这是你的义务。

……以后当发愤读书，从学(xue)问上的abc，一步一步做起！我回想从前，很有些对你抱愧的地方，但是毕竟(jing)是最好(hao)的朋友，进展以后精力上时时会通！

1918年7月30日，孟(meng)宪承(cheng)致袁同礼函之尾页（袁同礼家人受权利用）

袁同礼应当深有同感。对他来说，“从学(xue)问上的abc，一步一步做起”就意味着尽职学(xue)好(hao)图书馆的业务。

袁同礼留美时间(jian)并没(mei)有长(chang)，但是他勤走勤看好(hao)学(xue)（回国(guo)借道欧洲(zhou)），参加种种图书馆协会的会议，广(guang)交朋友，而且密切留意国(guo)内(nei)音讯。这时他就显(xian)示出(chu)极强的人际交往、相同能力。傅斯年在信上用sociability一词奖赏清华的学(xue)生，其实(shi)这是袁同礼典范的特点。袁同礼上世纪二十年月初游美已(yi)展露了善交友的特长(chang)。从拜访(fang)正在美国(guo)巡回演讲的泰戈尔，邀(yao)请他访(fang)华，到访(fang)问美国(guo)国(guo)会图书馆，促进该馆向北大寄赠书目卡片等一系列流动莫没(mei)有体现了他“学(xue)术界亦没(mei)有闭关自守(shou)”的理念。1922年9月3日，他从华盛顿致信蔡元培，缕述档案整理的全部(bu)流程，其中包括档案的去取、分类、编目、索引(yin)和装订修(xiu)补。他在美读到沪报刊(kan)登的一则音讯，汗青博(bo)物馆所存(cun)清朝内(nei)阁档案已(yi)拨归(gui)北大，马上向蔡元培进言。他指出(chu)，中国(guo)传统图书以经史(shi)子(zi)集分类，在西(xi)学(xue)东渐的大背景下，图书馆建设必需博(bo)采众长(chang)，思量合适的分类法，从而构成自己的特点。编目亟需改革：“宜用3×5寸之纸片。我国(guo)编目，往往用红格本，愚笨极矣。亟须采纸片式之目录（Card catalogue），俾(bei)先后部(bu)次，随时便于更(geng)动。”至于目录花样，“大致可参照美国(guo)图书馆协会编定之条例（A. L. A. Catalogue rules），稍予变通”。古籍的索引(yin)，“必需采互注之法[即英文的cross reference]，以便考(kao)核”。在构造架构、人员分工和工作流程诸方面，他也(ye)提出(chu)切实(shi)可行的建议。末了他写(xie)道：

查文明列国(guo)，各(ge)设有档案局，关于史(shi)料(liao)之片纸只字，靡没(mei)有罗而庋之。……我国(guo)历代储藏，图书尚无妥善之法，遑(huang)论档案。史(shi)迹之湮亡，云胡(hu)可量。今幸(xing)有清内(nei)阁档案拨归(gui)北大整理，深于整理方法，稍予注重，阅览(lan)规(gui)则，亦须妥为厘订。一俟政治入于轨道，宜采英国(guo)制(zhi)设立(li)档案局。此与文献之考(kao)证，学(xue)术之前进，影响甚巨，皆赖先生之硕画鸿(hong)筹，始能有望于成焉(yan)。

1921级、22级纽(niu)约州立(li)图书馆学(xue)校学(xue)员与教员合影，第一排右三为袁同礼先生（袁同礼家人受权利用）

蔡元培此时已(yi)大概意识到，袁同礼回国(guo)后堪(kan)当重担(dan)。从郑天挺为《明末农民叛(pan)逆史(shi)料(liao)》（北京大学(xue)文科研究所编纂，1952年）写(xie)的长(chang)序（作于1951年）来看，北大的清朝内(nei)阁大库档案整剖析(xi)（后改明清史(shi)料(liao)整剖析(xi)）1922年7月2日就公布了整理计(ji)划(hua)，袁同礼回北京后参与这些档案的整理也(ye)是题中应有之事。郑天挺在序末说起的人士中，就有他的名字。以袁同礼的尺度(du)，这部(bu)史(shi)料(liao)的编纂还是留下诸多遗憾。

（三）

北平图书馆新厦完工典礼进行后没(mei)有久就产(chan)生“九一八变乱”，今后华北政局没(mei)有宁(ning)，故宫博(bo)物院古物南运，平馆的善本如何平安转移，自然也(ye)提上日程。《年谱》中很多篇幅涉及善本装箱南迁的庞大历程。钱存(cun)训的《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迁台经过(guo)》一文（钱存(cun)训著《器械(xie)文化交换论丛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9年，页64-75）对此有较为精要的叙述，但是远(yuan)没(mei)有及《年谱》中的记载详备，比如行政院和教育部(bu)的态度(du)、用度(du)问题均告阙如。幸(xing)亏(kui)《年谱》从相干各(ge)方搜(sou)集到了更(geng)多档案史(shi)料(liao)，比如大陆学(xue)界鲜有人涉猎(lie)的詹森（Nelson T. Johnson，1887-1954）大使(shi)档案，在此没(mei)有能没(mei)有称赞雷强的眼界和执着。这批古籍冠以美国(guo)图书馆新购图书之名，自1941年8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批从上海运出(chu)，辗转送往美国(guo)加州大学(xue)伯克利分校、国(guo)会图书馆，1942年春在胡(hu)适的协调下全部(bu)归(gui)于后者代存(cun)。平馆善本南迁及运美是平馆在抗战期(qi)间(jian)留存(cun)中国(guo)文化文籍的重要变乱，袁同礼先生作为首要筹划(hua)者和实(shi)施者之一，其坚毅和果敢让人佩服。

詹森（Nelson T. Johnson）

上世纪四十年月，美国(guo)国(guo)会图书馆东方部(bu)首要馆员合影，左一为王重民、左四吴(wu)光清、左五(wu)为恒慕(mu)义、左六为房兆(zhao)楹

郑振铎(duo)先生揭橥于1937年的文章《失(shi)书记》里说到个人藏书的损失(shi)，没(mei)有禁叹息：“北平图书馆的所藏，以致北京大学(xue)图书馆，清华大学(xue)图书馆，以致有数私家的宝藏之图籍还没(mei)有是全都沦亡了么？”（郑振铎(duo)著《西(xi)谛(di)书话》，三联书店，1998年第2版，页201）但是战事乱象的演进偏(pian)向，也(ye)往往在意料(liao)以外。1945年11月12日，袁同礼由上海飞抵(di)北平，作为政府(fu)代表接收北大图书馆并代任馆长(chang)。北大图书馆在沦陷期(qi)间(jian)图书没(mei)有但并无散失(shi)，反而以四十万元之价(jia)购得李盛铎(duo)藏书，大大丰富了馆藏。第二天他召(zhao)集平馆全体馆员训话，19日呈教育部(bu)文：

二十七年五(wu)月三十一日经伪新民会强行提去政府(fu)出(chu)版品及俄文书籍一部(bu)分，除已(yi)函达北平市市党部(bu)请予清理送还外，其他留平之善本图籍、《四库全书》及普通中西(xi)文图书均幸(xing)无残佚毁(hui)损，房舍器物亦尚齐备。

这是侥幸(xing)的，《年谱》中也(ye)没(mei)有乏书厄。1941年年底，日军霸占香港全境，没(mei)有久香港摩罗街书摊出(chu)现大批图书，据香港中文大学(xue)马鉴档案，1942年2月10日袁同礼赴马鉴宅，“告知摩罗街书摊状况，后二人同往该处，见各(ge)摊陈(chen)列之书均系乱时匪徒自官厅、学(xue)校或私人居(ju)所劫(jie)掠者，现普历本以分量平沽，善本则散见于各(ge)摊，极难配全，且索价(jia)甚昂(ang)”。这些“匪徒”乘乱掠夺，类似的没(mei)有幸(xing)变乱在抗战时期(qi)并没(mei)有鲜见。

袁同礼与年轻(qing)一代的图书馆学(xue)学(xue)者、目录学(xue)家王重民（字有三，1903-1975）的通讯最为动人。敦(dun)煌学(xue)在袁同礼心目中地位极高，向达（字觉明，1900-1966）和王重民在伦敦(dun)和巴黎整理敦(dun)煌文书，也(ye)是受平馆的委托拍微缩胶片，王重民更(geng)是时时向袁同礼报告自己的工作进展和想法（近年来英法俄等国(guo)所藏敦(dun)煌文献陆续由上海古籍出(chu)版社(she)刊(kan)布，此时此刻，更(geng)应怀念王重民和向达两位敦(dun)煌学(xue)前驱）。他厥后赴美，在海外生存(cun)十三年，1947年归(gui)国(guo)时内(nei)战已(yi)迸发。1948年12月21日，袁同礼与梅贻(yi)琦、李书华、杨武(wu)之（杨振宁(ning)之父）等人飞南京，离平前请王重民代理馆务。王重民屡(lu)以长(chang)信告“愁怅失(shi)眠”，此时北平已(yi)被围(wei)，“北大存(cun)粮，尚够(gou)两个半月之用”。北京和平解放，对爱(ai)惜故都古建筑的人士来说，也(ye)让民气安（马衡、袁同礼、胡(hu)适、谷锺秀和梁思成在1948年3月28日联名报告，号令维护文物建筑）。1949年2月20日，平馆驻沪做事处的李芳馥写(xie)信告以泉币贬值的惨状，然后说：“无望之下，只祈求早日解放也(ye)。”上海图书馆1952年7月开馆，李芳馥任馆长(chang)。

1949年至1951年，北京图书馆馆政废弛，王重民、赵万里、毕树棠等人写(xie)信劝袁同礼早作归(gui)计(ji)，但是袁同礼做出(chu)了他自己的推断，留在美国(guo)，先后办事于斯坦福研究中央的胡(hu)佛(fo)研究所和国(guo)会图书馆，继续个人的学(xue)术奇迹。过(guo)了一两年，海外通讯办事中断。1954年9月10日，袁同礼为正在芝加哥大学(xue)写(xie)博(bo)士论文的钱存(cun)训供(gong)应新的秦汉书史(shi)线索，通讯中一段语气沉重：

一九五(wu)一年长(chang)沙掘(jue)客系迷信院考(kao)古研究所掌管，一九五(wu)二年五(wu)月至一九五(wu)三年四月则由湖南文化管理委员会掌管，当时掘(jue)客596坟墓，雇用一批职业盗墓人，从事于草率的掘(jue)客，因未采用迷信方法，以致汗青文化遭到破坏（见一九五(wu)三年二月四日《光明日报》）。两构造之掘(jue)客报告迄未出(chu)版，但内(nei)中关于秦汉书史(shi)之资料(liao)甚多。吾兄可函托森玉、西(xi)谛(di)两兄想法搜(sou)集（西(xi)谛(di)任文化部(bu)副部(bu)长(chang)）。弟曾函询王有三及曾昭燏（南京博(bo)物院院长(chang)）、贺长(chang)群（南京图书馆馆长(chang)）、向达诸人，均无复音，想由大陆寄信到英亦没(mei)有容易也(ye)。

1954年9月10日，袁同礼致钱存(cun)训信（钱孝文藏札）

说到掘(jue)客之草率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袁同礼1936年夏末衔命(ming)赴洛阳等地考(kao)察(cha)，并于10月14日撰写(xie)一份报告，其中说起：“近十余年来，出(chu)土古物以铜器、陶器为大批，土人以大利地点，私行盗掘(jue)者几(ji)成一种职业，并发明一种铁锥，专作为探试地层之用。……查洛阳盗墓无月无之，而以秋冬为尤甚。盖本地农人多有盗墓者，秋收后禾苗尽去，没(mei)有致妨碍农作物也(ye)。”洛阳城南的龙门石窟始于后魏，但是考(kao)察(cha)时“千佛(fo)洞，全部(bu)佛(fo)头无一幸(xing)免。……民国(guo)二十二年，钱王倬著《洛阳名胜记》，各(ge)洞佛(fo)像尚多完整，今则满目疮(chuang)痍，盖被毁(hui)水平以近三年为最烈也(ye)”。民国(guo)年间(jian)统治水平之低(di)下，由此可见。

《年谱》中胡(hu)适的名字出(chu)现最为频繁(fan)。胡(hu)适考(kao)证《水经注》（为戴震(zhen)辩(bian)白），经常请袁同礼代查资料(liao)。两人在海外，一直关注着大陆所出(chu)新书和知识界状况。1953年3月袁同礼寄胡(hu)适《明朝农民革命(ming)史(shi)料(liao)》（应当是《明末农民叛(pan)逆史(shi)料(liao)》，郑天挺、孙钺等编纂，开明书店，1952年）和《傀儡(lei)戏考(kao)原》（孙楷第著）。胡(hu)适5月7日覆信，他想到的并没(mei)有限于李自成：

《农民革命(ming)史(shi)料(liao)》收到了，十分感谢你！

大概明末的“流寇”没(mei)有是完全没(mei)无意识的暴动。我在一部(bu)清初小说《豆棚(peng)闲话》里发明一首“流寇”军中风(feng)行的“西(xi)调”：

老(lao)天爷，你年龄大，

你耳(er)又聋来眼又花，

你看没(mei)有见人，你听没(mei)有见话！

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，

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！

老(lao)天爷，你没(mei)有会做天，你塌(ta)了罢！

老(lao)天爷，你没(mei)有会做天，你塌(ta)了罢！！

这是很无力量的呼喊。其实(shi)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动乱，多少总带一点革命(ming)性质。罗思华的自传里说白莲教原名“百(bai)连”，即“连续十，十连百(bai)”之意。可见十八世纪的“教匪”也(ye)是有构造的一种活动，没(mei)有幸(xing)史(shi)料(liao)毁(hui)的太干净(jing)，我们竟(jing)没(mei)有能考(kao)知十七世纪后期(qi)到十九世纪初年的“白莲教”的信史(shi)了。（胡(hu)适信中所引(yin)“西(xi)调”与上海古籍出(chu)版社(she)1983年出(chu)版的《豆棚(peng)闲话》小有出(chu)入）

1953年5月7日，胡(hu)适覆袁同礼函之首页

胡(hu)适确定记得产(chan)生在1944年（甲申三百(bai)年）的论争，近十年时间(jian)过(guo)去了，他依旧阻挡(dang)暴力，但是他对汗青变乱的理解没(mei)有是一成没(mei)有变的。这也(ye)是一种自由的精力，即对自己是否正确没(mei)有那么自信的精力，自然也(ye)是一种尽力从别(bie)人视角观察(cha)世态的精力。二十世纪五(wu)六十年月，从美国(guo)看中国(guo)，必将与在中国(guo)内(nei)部(bu)看中国(guo)是有所没(mei)有同的。《年谱》中这段时期(qi)的诸多记述会让我们产(chan)生异常的感觉，大概多一种或数种视角有利于加深对本身汗青进程的认知。五(wu)十年月中期(qi)大陆批判胡(hu)适，而袁同礼构造筹划(hua)了《庆(qing)祝胡(hu)适先生六十五(wu)岁论文集》上、下册，1956年12月和1957年5月作为史(shi)语所集刊(kan)系列出(chu)版。这是一种反向的互动，而大陆方面，二十世纪八十年月以后，胡(hu)适再度(du)成为热门话题。季羡林(lin)在作于九十年月末的《站在胡(hu)适之先生墓前》中表达的敬意并没(mei)有纯粹属于他个人。

（四）

《年谱》中可以摘(zhai)引(yin)的内(nei)容着实(shi)太多，故意的读者自可发明有数现现代文史(shi)方面的珍宝。“卢沟桥变乱”后各(ge)大学(xue)往内(nei)地迁移，门路时常临时转变，如西(xi)南联大师生从沿海区(qu)域赴云南，原来可以从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，坐法国(guo)人建的窄轨火车中转蒙自或昆明，但是在1940年6月和1941年9月，龙云奉中央政府(fu)之命(ming)炸毁(hui)滇越线上的河(he)口大桥、白寨大桥和隧道，以防日军利用，于是从海防北上云南的通道中断。近二三十年来，抗战时大学(xue)弦歌(ge)没(mei)有辍的故事很受迎接，但是对办学(xue)的细节，大家没(mei)有甚了了。当时西(xi)南联大等国(guo)立(li)、私立(li)大学(xue)所需的书籍和实(shi)行仪器，多数是在印度(du)通过(guo)英国(guo)机构购买的。二战时期(qi)的印度(du)并未被日本全部(bu)霸占，英国(guo)的殖民统治机器与盟军的批示体系有效合作，依旧运转。滇缅公路、中美合作的中印公路（也(ye)称史(shi)迪威公路）的修(xiu)筑以及驼(tuo)峰航线的开辟是抗战史(shi)中巨大的一章，有数物资给大后方输入抵(di)挡(dang)的能量。二十世纪三十年月早期(qi)袁同礼掌管的平馆曾帮助过(guo)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，1907-1991）和顾立(li)雅(ya)（Herrlee G. Creel，1905-1994）等人，与美国(guo)汉学(xue)界友情深厚。1942年年底到1943年春，袁同礼与来华观察(cha)的费正清配合撰写(xie)“中美文化干系备忘录”，拟资助中国(guo)粹者，他们还在蒋廷(ting)黻家开会接头救济中国(guo)粹者的详细实(shi)施方案。我们的抗战记忆还必要这部(bu)《年谱》中相干的材料(liao)来充分。

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

顾立(li)雅(ya)（Herrlee G. Creel）

1948年下半年，平津国(guo)立(li)各(ge)院校长(chang)每一个月都进行谈话会，袁同礼在12月8日还出(chu)席由胡(hu)适和梅贻(yi)琦为召(zhao)集人的平津唐东北等地国(guo)立(li)十七院校长(chang)谈话会，21日与梅贻(yi)琦、李书华等人飞南京。今后之后，这一配合体很快就因时局的发展而破裂，“南渡北归(gui)”，没(mei)有相来往，这是最可叹息的。他们即使(shi)能在异国(guo)见面，也(ye)被一道无形的屏障(zhang)阻隔(ge)。1951年11月，以丁西(xi)林(lin)为团长(chang)的中国(guo)文化访(fang)问团赴印，时任印度(du)德里大学(xue)中央教育研究院客座(zuo)教授的查良钊（西(xi)南联大教授兼(jian)训导长(chang)）见到团员中有冯友兰等联大老(lao)友，站起来想打个召(zhao)唤，冯等起立(li)走出(chu)，避之若浼。1962年4月27日陈(chen)源从伦敦(dun)致信袁同礼，说起一年前竺可桢伉俪应英国(guo)皇家学(xue)会之邀(yao)来此访(fang)问：“藕(ou)舫伉俪客岁来英，弟初无所知，偶闻人言，想法探听，在其拜别(bie)前会谈一小时。据云彼(bi)等到英时，曾与该方使(shi)馆说明，有亲戚在英，进展一晤(wu)。虽已(yi)获准(zhun)，还没(mei)有排得时间(jian)也(ye)。急(ji)忙一见，未能详谈。”竺可桢是陈(chen)源妹夫，1940年他与陈(chen)汲在重庆(qing)结婚(hun)时陈(chen)源即坐在主桌。

（五(wu)）

1963年1月27日，洪有丰（字范五(wu)）在上海去世，袁同礼撰文纪念，表达了他对后辈的进展：“惟(wei)望从事图书馆奇迹者，能用迷信方法输入新知，并能致力于工具书之纂辑(ji)，以完成范五(wu)之宿愿，而应学(xue)术界之需求，此则余殷殷企望者也(ye)。”洪有丰的宿愿，也(ye)是袁同礼自己的宿愿。袁同礼去国(guo)后没(mei)有能与老(lao)友互通音问，但是他们真诚供(gong)应办事，在精力上一直息息相通。罗家伦任台北“国(guo)史(shi)馆”馆长(chang)时一再请袁同礼在美国(guo)国(guo)会图书馆查找抗战史(shi)料(liao)，他在1961年5月24日的信上禁没(mei)有住(zhu)说：“此种麻(ma)烦事劳兄没(mei)有断费心，没(mei)有安之至！幸(xing)亏(kui)为学(xue)术的热忱，是兄胸(xiong)中没(mei)有断熄灭的光焰也(ye)！”

这种“没(mei)有断熄灭的光焰”也(ye)在《年谱》中闪亮。

1961年5月24日，罗家伦致袁同礼函之尾页

雷强在国(guo)家图书馆一直忙于种种展览(lan)的谋划(hua)、布撤展工作，并没(mei)有属于馆内(nei)某一研究部(bu)分，但是他致力于袁同礼年谱的编撰，十年如一日，终于完成这么一部(bu)多卷本的书稿，应当庆(qing)贺。近几(ji)十年来，我国(guo)出(chu)版了为数众多的现现代学(xue)人年谱、日记、书信和回忆录，卷帙浩繁(fan)，使(shi)人生畏，然而雷强博(bo)采群籍，相互参证，没(mei)有时指正前人之失(shi)。比方：1918年3月15日李大钊携(xie)北大图书馆事务员四人去清华学(xue)校，同行的有图书馆碎务段宗林(lin)，但第二天的《清华周刊(kan)》在“校闻栏(lan)”刊(kan)登这段音讯时将“段宗林(lin)”错排为“段宋林(lin)”。《年谱》中七百(bai)余条解释，都体现出(chu)他的精细。海外图书馆的档案，雷强也(ye)尽力访(fang)求。考(kao)释和系年容或有个别(bie)值得斟酌(zhuo)之处，相信《年谱》出(chu)版后图书馆学(xue)领域和史(shi)学(xue)界的大雅(ya)君子(zi)还会接头书中呈现的挑(tiao)战性问题。

我和雷强了解已(yi)有十几(ji)年了。他的硕士论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厥后他跨界撰写(xie)了很多现代文学(xue)和学(xue)术史(shi)方面的考(kao)释文章，有的难度(du)极大，如揭橥于《鲁迅研究月刊(kan)》的《钱玄同与赵元任来往书札十一通考(kao)释》（钱玄同用拉丁字母写(xie)吴(wu)音的函件）。雷强利用没(mei)有论留存(cun)在何处的民国(guo)史(shi)料(liao)，已(yi)达到了驾(jia)轻(qing)就熟的水平。他像奥运会上符(fu)合尺度(du)的一位业余爱(ai)好(hao)者（amateur），保持了纯粹的热爱(ai)之心，赛出(chu)了比职业选手（professional）更(geng)好(hao)的结果。袁同礼在他的英文函件中数次利用“a labor of love”这一短语，我想，这部(bu)《年谱》也(ye)配用“爱(ai)的劳作”来形容。

1959年5月20日，袁同礼致信弗纳·克拉普（Verner W. Clapp），信中第二段肇端处袁先生表述了对书刊(kan)编目标热爱(ai)——a labor of love

（本文为《袁同礼年谱长(chang)编》序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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